中醫藥法應注重知識產權保護
目前，《中醫藥法》（草案）已由國務院審議通過并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2015年版《中醫藥法》（草案，2015年版）與之前幾次版本相比在內容、篇幅上均有大幅度調整，涉及傳統中醫藥知識法律保護條款也不例外。與《中醫藥法》（草案，2014年版）相關規定相比，《中醫藥法》（草案，2015年版）二十九條刪除了委托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和知識產權局起草傳統中醫藥知識獲取和惠益分享具體法律的委任性規定，本文擬就這一變化略談看法。
《中醫藥法》作為我國中醫藥領域首部法律，它能夠意識到傳統中醫藥知識的作用、地位并專門設置條款對其進行保護，這種做法值得肯定。具體理由如下：
首先，傳統中醫藥知識法律保護已刻不容緩。近些年來，傳統中醫藥知識因反映、體現傳統民族醫藥的精髓且蘊含巨大價值而逐漸被人們認識和了解。然而我國作為傳統中醫藥知識發源地和提供國卻并未享受傳統中醫藥開發利用所帶來的利益，相反卻要承擔高額代價，這種分配上的不正義使得我國國家利益、利益相關人利益蒙受巨大損失。“牛黃清心丸”、“黃岑湯”等中藥方劑被外國公司、企業或個人屢遭“剽竊”或“不當濫用”等事例就足以說明我國傳統中醫藥知識法律保護面臨十分嚴峻的形勢。
其次，傳統中醫藥知識法律保護將為我國遺傳資源和相關傳統知識法律保護提供有效示范。理論上認為傳統中醫藥知識屬于遺傳資源相關傳統知識重要類型，而遺傳資源和相關傳統知識相關規定主要存在于《生物多樣性公約》等國際公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也于2001年成立“知識產權與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和民間文學藝術政府間委員會”（WIPO-IGC）并長期致力于傳統知識（包括傳統中醫藥知識）國際法律保護議題。我國系《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且是前述政府間委員會談判主要參與國，但長期以來相關領域立法停滯不前，《中醫藥法》（草案）明確傳統中醫藥知識權利持有人有權進行獲取和惠益分享不僅預示我國將在該領域立法獲得重大突破，還能為未來我國遺傳資源和相關傳統知識獲取和惠益分享機制構建提供有效示范。
然后，通過中央立法明確傳統中醫藥知識法律保護也有利于構建傳統中醫藥知識專門法律體系。我國中醫藥領域地方立法進程先于中央立法，目前貴州、廣西、四川、深圳、內蒙古、云南、山西、黑龍江等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業已制定并實施了大量中醫藥地方性立法。但由于缺乏上位法律依據，長期以來這些中醫藥地方性法規在立法名稱、結構體系、基本原則、具體制度設計等方面存在具有明顯差異，而且大多數中醫藥地方性法規對傳統中醫藥知識法律保護問題缺乏關注。《中醫藥法》（草案）要求對傳統中醫藥知識進行法律保護不僅有利于從國家法律角度劃定傳統中醫藥知識法律保護統一標準，而且為未來我國中醫藥地方性法規制定符合本地特色的相關規定提供可能空間，從而有助于構建以“中央立法+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為核心的傳統中醫藥知識專門法律體系。
《中醫藥法》（草案，2014年版）第四十九條規定：“國家保護中醫藥傳統知識。中醫藥傳統知識持有人享有傳承使用的權利，并對他人獲取和利用傳統知識享有知情同意、惠益分享的權利。具體辦法由國務院知識產權行政部門會同國務院中醫藥主管部門制定。”從這部法律草案的表述風格來看，它的絕大多數條文表述較為原則與籠統，整部法律更像是在進行政策宣示。《中醫藥法》（草案，2014年版）第四十九條一款：“國家保護傳統中醫藥知識”即反映這種風格，但二款要求委托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和知識產權局等職能部門制定傳統中醫藥知識獲取和惠益分享具體辦法則反映出傳統中醫藥知識法律保護具有相當的緊迫性。
《中醫藥法》（草案，2015年版）二十九條也是關于傳統中醫藥知識法律保護的條款，但是卻刪除了：“……委托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和知識產權局等職能部門制定傳統中醫藥知識獲取和惠益分享具體辦法”的規定，這種做法值得商榷并建議立法機關再行審慎斟酌。依據2015年《立法法》第62條規定，法律要求有關國家機關對專門事項作出配套具體規定，國家機關應在一年內做出規定。若保留《中醫藥法》（草案，2014年版）第四十九條委任性規定，傳統中醫藥知識獲取和惠益分享具體實施細則有望在《中醫藥法》頒布實施后一年內出臺，這也使得我國傳統中醫藥知識獲取和惠益分享相關法律制定和實施更具現實期待；若刪除《中醫藥法》（草案，2014年版）第四十九條委任性規定而以《中醫藥法》（草案，2015年版）二十九條規定直至終審議通過不僅使得傳統中醫藥知識仍舊缺乏實質性保護，而且傳統中醫藥知識獲取和惠益分享仍將面臨《畜牧法》第十六條畜禽遺傳資源國家惠益分享方案、《種子法》第十條種質資源獲取和惠益分享相關規定相同的、形式性保護的境況。（中國中醫藥報）